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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后的十二年，大明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时代。
朱标继承了朱元璋与民休息的原则，这位新皇并不热衷于发动战争，除了海外舰队的行动，大明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战争，边境虽然偶有摩擦，但在明军强横的武力威慑下，总体上都是和平的。
因为并没有继承“铁人”天赋，所以朱标被迫扩大了军机司的规模与作用，逐渐将其从辅佐皇帝以备咨询的秘书机构，变成了协理批阅公文的实权部门，但军机大臣的品级依旧低微，在朝堂中被戏称为“门槛下省”，乃是揶揄还不如古代之门下省的意思.当然，这肯定有部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滋味在里面。
另外，朱标对待文臣也颇为宽和，没有再兴起大狱，并且随着当年南北榜案定下的制度的逐渐执行，开始频繁地开科取士，进行官员队伍的更新换代，大量科举出身的士子，取代了洪武朝中后期的国子监生员们，成为了官员队伍的主流出身。
当然，这些科举出身的士子，目前还在文官系统的中下层，还得经过一些年的时间，新鲜血液流动完毕，他们才能真正彻底地成为帝国文官集团的主宰。
而这也意味着，以“籍贯”“举年”为标准，自然而然抱团形成的乡党、同年、座师等等关系的出现，强大的文官利益群体的形成，这也是帝国开始进入中期的标志。
当然，官员队伍迅速膨胀，肯定是会带来贪墨、结党这些负面弊端，不过随着帝国治理规模和难度的上升，更多的官员在短时间内，确实也有一些正面的作用。
除了扩大秘书部门和开科取士、不兴大狱，朱标还十分乐意于做一个广开言路善于纳谏的皇帝，因为作为一个守成之君，朱标很清楚，他无论做什么，都是不可能超过洪武时代的，因此，他更乐意在文治上下功夫，在日后的史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。
朱标觉得“汉、唐诸君，文帝、太宗能纳谏，文帝几致刑措，太宗致贞观之治，亦皆受善之效”，所以广泛接受科道言官们的批评，哪怕有时候这些为了求名的言官，批评的过于严苛，甚至有些刻薄。
总之，朱标成为了一个仁慈但有原则的君王。
他亲自修订《大明律》，秉持着“有罪不可幸免，无罪不可滥刑”的原则，把洪武朝定下的重重严刑峻法，进行了放宽，不再允许宫刑等以致残不致死为目的的残酷刑法的实施，但保留了凌迟因为凌迟是用来威慑谋逆者的，这是皇权的底线，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，凌迟的目的也是为了弄死人，而不是让人残缺地活着以作为惩罚。
并且朱标取消了法外行刑以及非谋逆罪名的连坐制度，民间私自动用武力责罚奴仆或盗窃者没有了法律依据，除了谋逆以外的其他罪名，也不再会进行洪武朝的“九族消消乐”了。
而对于之前在洪武朝，因为胡惟庸案、空印案、郭桓案被牵连的人，已经噶了的那就不用说了，没噶的被流放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，也进行了赦免，允许他们返回祖籍生活，不影响后代继续进行科举。
并且对胡惟庸案、空印案、郭桓案三起大案的卷宗进行了重新了审查.这是一项工作量极大的任务，把三法司的人都快累瘫了。
少数确实被胡乱攀咬而冤枉的人，得到了平反，案件昭雪，死者得到了追赠，生者以之前的官阶加一级到一级半享受致仕的待遇，但绝大多数涉及到胡惟庸案、空印案、郭桓案的官员，还是证据确凿的。
因为跟现代世界的历史不同，现代世界的历史上，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颁布《昭示奸党录》，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，处死韩国公李善长、列侯陆仲亨、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，后又以胡惟庸通倭、通元，究其党羽，前后共诛杀三万余人，时称“胡狱”，这个是扩大版的胡惟庸案。
而在目前发生的，则是只有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“谋不轨”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，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、中丞涂节等人，这个胡惟庸案，在后面并没有产生扩大化，李善长这些功臣没有借着“胡惟庸案”这个名义被诛杀，所以真正涉案人员，就是胡惟庸的那些党羽，有的人可能确实处罚重了，但你说他平时跟胡惟庸没有勾结和利益往来，那也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涉及到谋反，这脑袋掉的就没什么可说的。
同时，空印案虽然性质恶劣，但因为朱雄英的因素，阴差阳错之下，也并没有杀人，大多数都是流放，能撑过十来年活到现在的，也都被赦免了罪行了。
空印案这批涉案者，说实话，说冤枉吧确实冤枉，这么多年潜规则都是这样的，运气不好就这茬被逮到了，但是说不冤枉那也不冤枉，这毕竟是违规操作，拿到台面上来讲就是该罚的。
至于郭桓案，那基本上没多少冤枉的了，全是蛀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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